过去的时代,总是让人怀念。季羡林先生曾说,民国几十年,磕磕碰碰,道路并不平坦。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,抱着一种更宽厚、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,他们更愿讲真话。《上学记》便是如此。何兆武先生是时代的亲历者,颠沛流离的青年时期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之记忆,惊心动魄与艰难困苦,刻骨铭心,但他却只将那个年代之事娓娓道来,于是,民国文人的离乱弦歌在何兆武的口述历史中逐步铺开,可以感受到的是,那个时候的民国文人纵使身世飘零,却得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,他们仍有寄托——求学、爱国、自由之追求与精神缓缓奏响,一唱三叹,发出风骨之金声,时代之回响。隔代亦同音,字里行间,《上学记》为我们展开的是鲜活的历史记忆与文人生命。
壮怀难折:动心忍性求实学
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曾在他的《回忆》中写道:“哪一天才能得到胜利,这是遥遥无期的,但是时间一去不复返,所以不能坐等。”在抗战时期,民国的文人大多都与他的想法一致,无论如何艰苦,教育也一定要支持下去,把一切信心寄托在未来。于是,壮怀难折,跨越迢迢千里的文人迁徙之途就此开启。
何兆武在的《上学记》对这一求学事件有着真实记录,北平沦陷后,他先往后方长沙,而后参加统考,进入了西南联大。而他在北京的同学,从天津到上海,再到香港、越南、河口,而后才到昆明,其中的艰苦,可想而知。但并不止这些人,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,天津沦陷,南开大学在轰炸中沦为废墟,平津沦陷区的师生毅然决定逃离。但与其说是寻找安宁的逃离,不如说是不做亡国奴的骨气。“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,而不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。”的确,根据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统计,截至1938年5月,从东部战场逃出的难民中文化教育者占比高达55%。他们其中有像何兆武先生这样南下求学的学生,也有华罗庚、王竹溪、张文裕等穿越大半个世界从英国回国的留洋学者,还有抱着病躯从香港颠簸坐船奔赴昆明的陈寅恪,更有在西南大山中穿行了1663.6公里行程的湘黔滇步行团——这个团包括了284位学生以及向闻一多这样的大家。当时中国各处的师生学子,就这样历经各自的颠沛流离,终于在陌生的内陆高原,与自己的大学相遇。
都说中国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,然而在这段岁月中,读书,可能是中国文人一种等同于宗教的理想和追求。留在平津,意味着要为日本政府服务,而南下之路虽然充满荆棘,但生活是艰苦的,精神却是振奋的。没有校舍,便靠租、靠借,铁板房的教室,干打垒的墙,木格的方窗子,糊窗的云南竹纸,羊腿椅子茅草房,小、挤、脏、乱的环境,却有着四十个人挤在一起借光读书的男学生,有着一边谈着布朗迪的小说,一边咯吱咯吱地嚼着便宜顶饱的胡萝卜的女同学。何兆武先生在书中说,西南联大是他上学中的幸福时期,同样,这也是治学的黄金时代。朱自清、沈从文、闻一多、罗勇、梅贻琦、罗常培、王力、叶公超、金岳霖、吴晗、陈岱孙、钱钟书在课堂上各阐新论,而学生则一天天地叫这浓烈、芳馥的学府中的一切浸润了个透,一天天地发展他们求知的结果。可以想想,在树荫下、在草地中,在昆明的农村,他们躺在与当地格格不入的青布棉大衣上,想起千里迢迢的路程,想起兴奋多变的时代,想起富壮向荣的年岁,在那一刹间,忘了衣单,忘了无家,也忘了饥肠。这不就是青春壮志与艰苦求学的力量!
避兵尚有桃源地,好景天南春正融,离乱弦歌的第一重章曲正是一个这样的黄金时代。《未央歌》——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之一(另一部是《围城》)的作者吴訥孙曾说,《未央宫》由出土汉砖上的“千秋万世,长乐未央”而来。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,真正的大学才能让中华文脉不断。何兆武先生所经历的那个大学就是如此。大学之大,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若当代青年都能以二十世纪的那批读书人为榜样,埋下读书之种子,维持读书之传统,视读书为人生理想,用知识报效祖国,来日,吾辈仍有当年青云壮志,仍怀笃行不倦之心,便才算是应了《上学记》给当代青年的跨时代启示意义。
士子学人:多难殷忧新国运
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曾给学生寄言:此生遗恨塞乾坤,照眼西园更断魂。与上文所述那志气满满的黄金时代不同,这两句中的末世悲情与国难殷忧满溢纸间。而事实正如此,《上学记》的第二重章曲,回忆的是心事重重的士子学人。
这里首先应明确两个概念——士子与学人。从传统到现代社会,“士子”和“学人”的最大不同在于“士”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和生活方式,而“学”更倾向于淡出的社会属性1。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中,儒家所倡导的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首先开创了“士志于道”的实践精神。这种精神被当作天生注定的人文信念灌输在知识分子心中,鞭策着他们争取凭知识、道德与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;而“君子之仕也,行其义也”的训诫又让他们将这种晋升途径与事国君、定家邦、安社稷紧密结合起来,自觉地将“建立功业”“平治天下”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最高理想。当这种途径与目标被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弟子加深阐释与推广传播后,便形成一种极其稳定且影响巨大的“士子情结”,奠定了上千年以来中国文人的情感基调。
但是,中国各处的宁静都归于1937年的炮响,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,不仅使得这种“士子”情结在战乱中濒临崩溃,“耕读仕进”的模式几近消解,西方政治学的传入,也将“知识分子应秉持的学术(知识)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法则”渗透进了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念中,正如何兆武先生在书中所说,他的父亲一生讨厌政治,而他自己也认为“政治是非常之黑暗、复杂、肮脏的东西,一定要远离政治。”很多读书人云云要做疏离于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学人,但现实情况却不得如此。在战乱时代,尽管大部分知识分子已不再抱着传统的“士子情结”,做着加官进爵的黄粱梦,但读书人以“天下为己任”的“士之精神”仍深深刻印在骨子里, 用钱穆先生的话说,这是“抵不过二千年的潜存文化”,辛亥革命之后四十年间的知识分子,又有哪一位能忘情政治?他们并非神游物外,而是身在其中。
于是,在“学术与政治”的视角中,民国的学人们总是徘徊。就像何兆武先生,在回忆大后方西南联大的生活时,常常是惬意日常的描述,可是,尽管实际的政治活动他不参加,但游行却也加入,宣言也去签名,更毋论他提到的搞民主运动而延迟毕业的同学、为此南下北上的亲人,甚至付出生命的闻一多先生了,他们对二战的记忆如此深刻,对日本的侵略如此厌恨,如何能说是置身事外的清闲文人?不过是如尚钺先生哭闻一多时所说的那句“何必呢”,深陷入社会责任与读书之间的两难境地罢了。
民国时期的这一代人落在历史的实践中,必定和历史互相影响,他们深知,学问可以托身,不可牟利,而忠于士之精神与价值,是不得不也不自觉主动接受的历史使命。但所幸,正是这一种生生不息的忧国救难精神,让这群“士子学人”的爱国热情与血性不至于消失殆尽,反而成为救国疾呼的中坚力量:从“北大中兴”开始,文化界创办《独立评论》为陈独秀被捕而声援;抗日救亡,沈钧儒等联名签署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;华北危机在即,西安事变突发,胡适“为国做诤臣”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;七七事变,郭沫若、田汉等参与国民政府工作,提出“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”;汪伪叛国,陈寅恪“为全节概而免祸累”,宁死不事倭督;抗战结束前郑振铎“爱国不敢后人”抢救典籍,郁达夫为国献身等等。国难当头,救亡压倒一切,大学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,读书人既能在课堂上像刘文典与沈从文那样咀嚼争辩文之短长,学术高下,也能自觉站在民族解放的大纛下,捐弃前嫌,共同抗敌。
四郊多垒,国仇难忘,这便是“士子学人”的双重身份赋予民国文人的历史使命,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所言:“千秋耻,终当雪,中兴业,须人杰……待驱除除寇复神京,还燕碣。”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随救亡图存之始终,时代的血泪绝唱,正是如此。
风骨相承:自由允臻勿忘怀
徐复观先生说,知识分子的性格,首先是关系于他所持载的文化的性格。何兆武先生在书中,把这种文化性格,阐述为追求自由。
民国几十年,有人称其为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,有人称其为沧海横流的大乱时代,但唯一不能忽视的,是它本质上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。一般来说,人们在不幸中会把昔日幸福时的乐观看法自动地打了折扣的,这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本能,一种心理上的自卫方法。但是风雨飘零的那时却并非如此。何兆武先生的回忆中,西南联大时期是幸福的,因为他们无比地相信民主、自由与科学—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,所有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地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,于是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,把民主、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,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,这是当时文人的性格、信念与立场,风骨灿然,风范依存。
何兆武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及西南联大散漫自由的教育环境,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差,却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?答案只有两个字:自由——自由选课、自由转系,学生可以与老师自由地进行辩驳,甚至逃课出去泡茶馆,在外看一整天的书;老师讲课亦自由,不带稿子,随口而谈,如赵瑞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吴宓,便说他上课有时候是阿波罗式,有时候是哈姆雷特型,有时候是狄俄尼索斯式。实际上,这些都得益于民国大学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。自“索薪运动”运动后,教育经费独立、教育行政独立、知识分子经济独立、人格独立等一系列“教育独立”的主张给予了大学广大而自由的发展空间,诸如“三会”制度、教师薪酬及晋升制度、招生及学业制度等则充分保障大学内部的管理自主性,当时的《大学组织法》便规定:大学校长不得由政府官员兼任,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2。
何兆武先生说,所谓最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给予人自由。但应当明确的是,真正之自由亦非制度之自由,而乃思想之自由。五四运动的热潮打破了以往的思想专制,加之民国大学校长及学者大师对独立自由精神的实践和推行,使得许多像何兆武一样的学生发出了“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,没有什么永恒的标准”的感慨。古今中外,无论是先秦时期中国的“百家争鸣”,还是中世纪后欧洲的“文艺复兴”,无论是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,还是中国的民国时代,追求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人格,概莫能外。只有当自由成为一种被普遍崇尚的精神,生活在这个自由国度里的人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国;只有当人格独立成为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,一个民族才能避免衰败甚至被淘汰的厄运。
《上学记》中曾举一例,在求学时,学生可看到国外的报纸,亦可看到国内不同政党的党报,《新华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伦敦新闻画报》思想交锋,自由辩驳,在那个时代里激烈碰撞,打开着文人视野。而这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西南联大校门左侧的一面围墙本是小广告围墙,而后被改造成为《现实》壁报,自由讲时事,独立论思想,办报人其志在开启上下脑筋,濬发民智,采集东西善法,培进人格,恰如于右任在《民立报》发刊词中所说:有独立之言论,始产生独立之民族;有独立之民族,始能为其独立之国家。言论也,民族也,国家也,相依为命。
在那个政局动荡、经济落后的年代,民国大学“独立自由”的精神是大师辈出、教育繁荣的重要原因。然而反观当代大学,“教育功利化”“发展指标化”“评估形式化”等却严重阻碍着改革步伐,学生昏昏,岂能使民族与国家昭昭?唯有向那个时代的自由章曲回复,保持学者的精神气质和独立空间,方可返璞归真,使高校回归到作为文化传承、道德浸润的“净土”;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才能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
暗夜已逝,旭日东升,一百年前的民国虽如脆黄故纸,但其中蕴藏的气质风骨却鲜活于文人的回忆笔尖,让薄薄一本《上学记》依然充满了超越时代的动人力量。那时的大学、大师,那时的山河、岁月,筚路蓝缕以启山林,艰苦奋斗嘉荫长留,对二十一世纪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来说,不无益处。年轻一代知识分子,切莫辜负大好时光,切莫抛却时代洪流,只有当生命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,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,总是渺小的。或许这便是我们应当从这民国文人的离乱弦歌中汲取的珍贵宝藏——求学、爱国与自由之追求与精神,源源不竭,久久为功。
参考文献:
1.蒋宝麟著.体国经世 民国的学人与商人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.2015:1.
2.王婧,常文磊.民国大学独立自由之精神的当代意蕴[j].大学(研究版),2016(02):88-9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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